今年以来，面对经济运行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从中央到地方都靠前发力，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组合性强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3.27万亿元，为历史同期较高水平；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专精特新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等增速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的增速；截至二季度末，金融机构已发放近250亿元，启动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持续推出，将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纳入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

今年7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统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进一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设备更新项目支持方式，将支持范围扩大到能源电力、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以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安全改造，降低申报门槛，简化审批流程。”中国人民银行在7月25日再一次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操作规模为2000亿元， 较上次操作利率下调20bp，同日，四大行宣布降息。

在上半年经济取得新进展的情况下，也要看到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问题的存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下一步如何更好发挥政策的协调配合作用？现阶段引领经济增长的发力点是什么，瓶颈又在哪里？增发超长期国债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城投债功能与期限错配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了哪些代表产业和投资机会？主持人李策对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樊纲表示：第一，中国需避免“流动性陷阱”。虽然中国距离0利率仍有一定空间，但经济面临结构性“流动性陷阱”挑战，居民和企业存款呈现定期化趋势，居民消费倾向较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推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M1、M2剪刀差走阔，民间投资持续走低；同时金融市场出现“资产荒”，存在资金空转现象。第二，展望下半年，财政政策将综合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新发政府债券资金、政策性开发性资金，以及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扩张力度。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地方专项债的发行，‘双债’协同发力。传统国债期限较短，而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周期较长，需要更长期的融资安排。因此，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不仅有助于解决债务期限错配问题，还能为长期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进而平衡当代与未来的经济发展需求。第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创新药和服务业是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三大投资赛道，国家进一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并优化设备更新项目支持方式和范围。第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协调依然是宏观调控的第一要务。下半年货币政策在坚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主基调的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以期有效化解重大领域潜在风险。

以下为精选对话实录：

面临“流动性陷阱” 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李策：我们看到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新一轮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并且要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这一系列的举措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樊纲：这几点都有一个共性，属于财政政策。它虽然有政府的行政举措在内，但基本都是财政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经济当前处在这种状态，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大家现在预期比较低，预期低就导致一个现象：投资比较少。大家想去借钱搞项目、搞投资的欲望比较低，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货币政策很难起作用，货币多了，比如可以降息，但是由于预期比较低，大家看不到收益比利率更高的项目，大家还是不投资。所以，在经济学上，这是个典型的流动性陷阱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财政政策发力的特点在于政府要通过发行一些债务、制造一些赤字，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需求。这个需求不是说简单去还还债，再发点钱，必须要真正做到使人们开始花钱买东西，或者政府自己首先买一批东西，提出需求。

财政政策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政府项目发力。比如制造机器设备的产业，就要去买钢铁、元器件等材料，随后再去买这些产业的生产资料，所以一轮又一轮就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如果光发了一些钱、一些债，却没有真正起到这种乘数效应以带动下游企业的一系列的需求，那么这个政策作用是很小的，因此财政政策也有一个怎样使它能够发力的问题。

这次的两个举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要真正用少部分的财政补贴资金，或者少部分的银行贷款，去补贴那些更新设备的企业，或者去补贴那些以旧换新的消费者，使大家真正去买东西，真正提出对一些产品的需求。无论是机器设备，还是汽车家电，包括房子装修等，这些都是在创造新的需求。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提供一些激励，然后真正使这些产业之间的需求能够滚动起来，形成财富效应。另一个就是发长期特别国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政府投资回报的问题了。

加大设备更新力度 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李策：国家推动以旧换新，对于企业来说有一定的补贴，比如京东补贴了30亿响应国家政策。企业设备更新的意义其实比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更大，对于提振经济有多大实际作用？

樊纲：非常重要。企业更新设备所带动的需求，可能要比消费者以旧换新更大，而且对于提高生产力、提高制造业的发展质量、实现数字化转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家不要小看设备更新这件事。有的经济学家在历史上曾经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就是先高涨，然后产生泡沫，泡沫破了后又进入萧条，进入低迷，随后再进入新的高潮这么一种经济循环。有的理论解释出现周期的原因是因为企业设备折旧，折旧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旧换新了。

一个新的技术出现，大家都更新设备，一更新设备就会产生大量需求，从而带来一轮景气，一旦需求热经济就开始高涨，甚至会出现一些泡沫。等大家都换完了这套设备，需求减少，经济就冷下来了，于是经济就会进入萧条时期，一直到下一轮再更新设备。一般更新设备的周期是多少呢？我们大家知道企业的设备大概有七八年的折旧期，那么因此过去人们解释为什么经济周期都是七八年来一次，是因为折旧的时期是七八年来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而且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要提高发展的质量，要应用现代的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能够进一步在新技术的条件下得以高质量发展。我们也需要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使我们的产业在下一轮能够更好地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能源的转型问题。企业过去的设备适应的可能是以前的一些能源，那么现在我们进行改造，就可以实现能源转型。加速能源转型对能源产业也提出了更多新的需求，不仅带动现在的经济发展，而且为将来长期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物质基础。

李策：当下还有一个热词叫做“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它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够忽视和放弃传统产业。如果要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引擎，您觉得关键的着力点在哪里？

樊纲：新质生产力着重讲的是创新，只有通过技术的创新，我们才能利用新的生产要素、新的能源，才能够更好地持续发展。因此总的来讲，就是经济学一直强调的，通过新的生产要素来提高生产力。在这方面它是一个长期发展问题，而不是当前宏观经济减少波动的问题，它将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有持续长久的发展动力。

那么在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过去的创新机制，要使企业在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应用当中，真正发挥核心作用，围绕企业这个核心，形成技术和应用的这些创新机制，我们才能够真正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我们才能够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们要努力创新走在前面，去寻找新的赛道，但是在一些传统领域里面，我们要努力去发展，才能够把这些传统企业、传统的产业，发展成真正有生命力的产业。

保持开放  改善营商环境

李策：要发展新兴产业必须要有资本的支持，特别是国际资本。那么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包括吸引外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樊纲：最近中央政府的各种会议、文件等，包括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非常强调吸引外资。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世界格局的大变化来看。吸引外资、开放市场对我们现在更加重要，是因为美国拉着一些其他国家要遏制我们的发展。但越是遏制，我们就越要开放。我们这40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才能用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学习到世界上的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理念。而美国遏制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要切断我们与世界的联系，通过遏制，切断我们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新机制、新知识、新技术的渠道，甚至留学生、人员交流等都受到限制，更别说限制高科技、专利的出口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向更多国家开放，向更多其他的产业开放，和更多其他的企业开放。所以我觉得非常正确，我们继续保持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同时国内也采取各种政策吸引外资。

从世界范围看，外资在中国，我们的开放程度、营商环境应该是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有这么多外商都在中国运营。他们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地投入，包括最近有些企业在追加投入，都表明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在世界上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比较优势，最近这些年非常明显：我们每年有五六百万新毕业的工程师，可以说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已经开始形成。过去我们的比较优势只是廉价劳动力，是一些低技术的工人。而现在每年毕业这么多工程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国大企业要在中国办研发中心，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工程师。那么我们现在有这方面的优势，相对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改进营商环境的要素。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发展的方向，我们继续保持开放，来应对那些要遏制我们的各种企图。

李策：我们经常听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宏观审慎的逆周期调节，可以有效减轻居民的负担，推动社会融资成本的降低，那么有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呢？对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是否有一些提振作用呢？

樊纲：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预期比较弱，弱在大家对投资活动的回报预期较低。加上现在市场（存在）通货紧缩的情况，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就比较小。在预期比较低、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学把这样一个典型的状态称为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的意思是，增加流动性可以降低利率，那么降低利率后投资成本也会比较低。可以借钱投资，但是找不到比这个利率更高的投资回报。也就是说，利率确实降了，但是投资回报比利率还低，那么仍然没有人去投资，因此需求就比较低迷，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很难起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说的三个举措非常有意义，就在于他们都是财政政策，都是通过一些财政的支持鼓励企业更新设备，由更新设备来带动对上下游企业的需求，然后形成乘数效应。要鼓励居民去以旧换新，比如汽车、家电、装修等，带动的也是实际的需求。这些政策比简单发点钱，增加点债务要好，因为它切切实实能增加实际需求。政府花少量的钱可以撬动很多实际的需求，所以这种财政政策我相信是有效的，能够有效地来改善市场预期，改善市场对需求的预期，也会鼓励人们去更多地投资，达到鼓励投资的效果。

那么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当中，货币政策也可以相对起一些配合作用。比如也可以设立一些专项贷款，鼓励设备更新、以旧换新，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本身，光说我增加了货币供给，那么仍然没有人去用货币，没有人去贷款。因此货币政策中的一些新规则也可以在这其中起到补充作用。

在宏观经济学上，我们说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是在什么时候财政政策起作用，什么时候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我本人更希望看到现在政府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更多的措施，要加大力度。

李策：要改变低物价高负债的这种负反馈循环，必须要财政发力，那么有一种疑问，老百姓有需求，但是口袋里没钱，所以就没有办法消费，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种质疑呢？

樊纲：没有钱怎么会有需求呢？客观上就是这么回事，那么你不可能指望老百姓只有100块钱的时候，像其他国家老百姓兜里有1000块钱的时候提出同样的需求。

长期来讲，我们要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增加人们的收入，这个需求是实实在在的，以收入为基础的需求是不能刺激出来的，没有收入就没有需求。

刚才所说的这个有些需求是属于当人们的预期回报特别低的时候，投资需求特别低迷，这不是老百姓的收入需求，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老百姓预期自己未来的就业情况不好，预期商品还会降价，老百姓也不提出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政策就是会起作用的。比如我们很好地解决了一些房地产的问题，一些债务的问题，那么同样的收入，老百姓的需求会有所调整。你不能把没有收入和有收入的这两种需求给它混在一起，没有收入提不出需求，但是有收入却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不支出，那么我们可能有些政策就会起作用。

李策：对于怎么消费，买什么，其实也是一个难题。金融投资产品非常有限，房住不炒提了好多年，那么现在老百姓认为自己有一些储蓄，可能就去买黄金。现在美联储结束了加息的周期，接下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樊纲：总的来讲，中国没有汇率大幅波动的这种预期，也不会一个劲儿地升值或贬值，也没有贬值的理由。

产业升级赋能经济增长

李策：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是靠房地产和基建。经济增长引擎需要进行新旧动能转换，那么到现阶段，您认为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力点、产业是什么？

樊纲：不是说哪一个产业或者两个产业就能够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它是一系列的产业和企业，才能够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第一，如果从“大面积”、“大块”的经济来讲，首先，我觉得制造业或者建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仍然具有大的发展前途。尽管制造业现在面临一些问题，比如传统制造业比较多一点，制造业中新旧技术转换可能慢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制造业在全世界来讲产业（门类）最为齐全，而且制造能力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大规模的基建、水坝（建设）、轮船（制造）等（能力）不断发展。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仍然是我们的根基，而且今后更是在全世界具有优势的产业，千万不能放弃。搞好制造业，包括在制造业中运用新的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是我们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领域。

第二，确实现在我们有新赛道，这是我们中国的“光明点”，尽管刚才你说以前我们靠房地产比较多，但是无论如何，以前我们也在靠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不断在增长，现在又有些新赛道，包括新能源车、新能源技术等，今后也会促进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许我们的AI技术不在最前沿，但是我们总的来讲还在第一梯队，我们还能够制造很多新的机器设备等。所以这些新赛道、新领域、新产业也是我们的亮点。新产业甚至包括生物医药，现在不如美国，但是比起欧洲、日本的企业，现在我们是更多的，占的比重也更大一点。

第三，中国的服务业现在总的来讲确实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也是最近几年刚刚才发展，很多服务业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有了新的信息技术以后，相信未来我们的服务业都能够更快发展，在GDP中的比重，在人们收入和消费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我们过去出口制造业比较多，但是出口的服务业比较少，我们出口制造业是顺差，出口服务业一直是逆差，那么今后如果这个方面有所提高的话，我相信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具有巨大的支撑能力。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不缺产业，不缺需要发展的各行各业。

那么刚才你说到关于城市化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的城市化水平现在只有65.4%，发达国家一般都是80%以上甚至更高。过去我们的城市化，可能是走了一些弯路，包括我们现在房地产（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跟过去的城市化出现了一些偏差是有关系的。比如现在房地产最难的都是小城镇、小城市，以前是限制大城市发展，不给地，鼓励小城镇发展，无限供地，结果房地产商在大城市没了土地，就到小城市也去拿了些土地建了房，建完房之后，人们去大城市了。

城市化进程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过程，一个是农村人走向城市，另一个是小城市的人走向大城市，因为很多产业要在大城市发展，大城市有各方面的条件，包括人才、生活服务业的发展的条件。于是，城市化就出现了房地产的两极分化：大城市（房产）在涨价，小城市（房产）卖不出去，资金流就断掉，这些既有大城市项目，又有小城市项目的大公司资金流就断掉了，但是并不是说城市化就完成了，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要继续。

我们现在说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两条：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城市化水平还这么低，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那么今后城市化朝哪个方向发展呢？就是现在的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珠三角、长三角、成渝、京津冀等城市群城市带，就使得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形成互补，然后共同发展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口，而且在这个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要发展，包括用便利的交通来把这些大中小城市带动起来，同时能够带动大中小城市的共同发展，中小城市为大城市提供空间的互补。大城市没地了，中小城市还有空间；中大城市为中小城市提供公共服务业的互补，如教育、养老。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真正抓住这些发展机遇，能不能少出一些偏差，而更加遵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能使我们的各行各业共同发展起来，它不是一两个企业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而言，是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都还有待大力发展。

李策：我们经常说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是中国跟西方相比共同具有的特征，那么中国特色在哪里，跟西方相比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属性呢？

樊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个是全世界所公认的。所有的国家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强调我们有共同的东西，城市化工业化等等，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点，每个国家在这过程中都有它的特色。

那我们的特色，我不去概括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我就想强调这个问题，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个在世界上还是第一个，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使14亿人口都能在这个过程中获益，都能够真正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的好处。当然这里面总是有差异的，但是差异尽可能可以小一点，尽可能使大家能够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传统制造业也可以是新赛道

李策：您前面提到了制造业、创新药产业和服务业，是不是这三大产业也是新质生产力所引领下的代表产业和投资机会呢？

樊纲：是的，传统制造业也可以是新赛道。如果它用新的数字化技术来进行改造、提升，它也是一个新赛道。服务业道理也是一样，现在很多服务业的发展，其实就是因为有了新技术的应用，它做的还是原来的东西。比如现在的这些奶茶店，它做的还是原来那些东西，但是它销售、运营办法都数字化了，它都变成了一种数字上的操作，送货更方便了。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我们中国14亿人口，哪个产业都重要，哪个产业都需要发展，才能使14亿人都能够有就业、有收入，安居乐业，能够共同享受到这现代化的这些好处，也就是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经济机遇都要抓住，所有的产业都要发展。

增发超长期国债化解城投债功能与期限错配问题

李策：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开始要连续几年发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今年要先发1万亿元。那么什么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杠杆主体要从地方转移到中央政府？

樊纲：地方转移到中央政府这一点，中央对于政府债务已经负起了全部责任。对于地方，有些新的规定，包括如何减少地方的融资平台的借款等问题已经解决。

那么这次解决的问题是超长期国债。以往我们国债的期限都比较短，金融债特别是地方政府借的银行债更短，有5年、10年，最多15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面临的特别是地方政府违约的问题，也就是债务还不上的问题。有些债为什么还不上呢，因为地方政府借了这些债后，建的那些东西能有回报是很远的事情。比如修地铁，它的收益不是短期的，不是5年、10年就能得到收益，而是在今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得到收益。

我们的地铁、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过去，我们的借的债都是短期的，而短期内要有回报不可能实现，这就叫做债务的期限错配，本来应该是长期的债。那么期限错配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完全不让地方政府借债搞项目那也是不对的，中央政府不借债，搞这种基础设施项目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建的这些基础设施，是为未来建的。当然你现在也要用它，但是更多的是为未来建的。因此，向未来借钱是合理的。从向未来的收益当中借钱，这跟子孙代际之间有这么一个交换也是合理的。所以从道理上，就应该像有些国家一样，按照这个项目的回报周期来安排项目的债务周期。它如果是一个长期的债，需要50年才能回本，那我们就发50年的国债。

为了长期的发展服务，发一些政府的债务，做一些长期的重大战略项目，那就应该时期长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突破，是一个对我们债务体系的完善。有些可能是一些短债，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政府应该发一些长期的公债来解决我们长期发展的问题，来解决我们长期使用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来源问题，来平衡现在和未来，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经济发展的长期之间、代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当前，意义更重大，因为当前我们需要宏观调控，需要政府财政政策发力，来扩大需求。债务期限长了，按道理来讲现在就可以多发一点。目前发行1万亿，按照我们现在126万亿GDP的水平，1万亿只占GDP的0.7%，这个比重是很小的。前几年疫情期间，一些发达国家发的国债占GDP的10%至15%，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加大力度，能够真正起到调节总需求的作用。

那么我个人更希望这些长期国债能够量大一点，在需要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这种长期国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能使经济更加稳定，也能够实现长期的发展。

李策：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从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超长期特别国债，而且也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国企、央企要带头？是否意味着我国的举债模式发生了变化？

樊纲：举债模式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我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比有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有大量的国企、国资。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很少有国企、国资，而我们的国资现在算起来，前年数字是抛去债务之后还有155万亿净国有资产，包括了国企的资产、部分政府的社会资产等。

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特点发挥积极作用，是现在需要思考的。通常，国企在一些竞争性行业中，效率可能不高，灵活性可能也不是很强，但是国企、国资在经济波动的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提供一个重要的公共品。在当下经济不景气，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我想国企应该带头，我们的政府应该要求国企也利用一些国资创造需求，哪怕回报率不是那么高。刚才你问的国企是否应该带头大规模设备更新也是这样，只要积极地去做，比其他的行业做得更多，就起到了国资、国企公共资产在宏观经济稳定上提供公共品的这个作用。它在一定意义上，比回报率的高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整体经济带动起来了，起到了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我们需要这样的公共服务，需要这样的正的外部性，让国企国资来发挥这个作用。我说我们的政府也好，国企也好，都应该看到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的特点还有什么呢？其他国家只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我们还多了一个资产政策。在必要的时候，把一些资产调动出来，创造需求，去解决一些债务问题、企业纾困问题等。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比别人就多一个政策工具，多一个公共服务，多一个稳定器。

所以我是非常赞同把这几方面有效结合。中国经济的灵活性还是很高的，我们的政策工具箱比较充足，可以比较快地走出低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特别会搞市场经济，不可能避免一些波动。查理·芒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很会管理繁荣，会管理繁荣就是指我们过去抑制经济泡沫，大家都知道宏观调控政策，像限价、限购等都是管理繁荣的政策。但是中国还不太会管理萧条，也就是管理波动，因为我们过去40年没有大的波动，没有出现过衰退，没有出现过很深的低谷。

那么现在，当有这些比较深的低谷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把工具箱里能够用的好工具都用起来，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力度，使我们尽快地摆脱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困扰，使我们恢复一个正常的增长。

李策：我们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资产政策，那么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点，您认为三者是否要有效结合？还是主要让财政政策发力？

樊纲：如果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比如我们现在搞设备更新，一方面财政能提供一些补贴，另一方面银行也能增加一些针对设备更新的专项贷款，各项政策积极配合。其次，国企积极发力，起带头作用，我们可以更快地走出低谷。（制片人：李策 统筹：闫家蓬  汤艾一）